在中国的制药业内，创新的提法由来已久。但真正的转折也就发生在过去的三五年，中国在创新增长、监管和标准遵循方面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了。

2018年6月，艾意凯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名为《筑巢引凤：亚洲和中国生物医药市场迎接全球创新的新机遇》的报告。该报告称，2017年，全球制药支出排前4位的国家是美国（4670亿美元）、中国（1230亿美元）、日本（850亿美元）、德国（450亿美元），并且预计这些数字将在2022年前分别增加到6000亿、1600亿、870亿和560亿。预测的原因为如下几条：

创新驱动

中国激励创新的愿望并非仅限于制药行业，它类似于德国的工业4.0，同时专注于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医疗设备。中国正在努力提升自己以获得更高的价值，这已成为一项产业政策。该报告指出业界的创新领导者正在努力推动中国的变革，类似于欧美的做法。

制造升级

中国的药品质量是个老问题，屡次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到了国产药物和生物制剂的安全性。质量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仿制药的历史，在2000年，中国有6000家仿制药制造商。报告写到：中国的GMP要求经历了多次升级，每次升级后的要求都更为严格，不少制药厂商（主要是小型制药企业）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升级，选择关门了事。这样一来，仿制药制造商的数量就降到了4000家。

最近的法规监管还提出了生物等效性要求。资深人士说：“在过去，对仿制药没有原研药生物等效性方面的要求。政府对289种仿制药提出了逐步推进的要求，制造商必须证明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生物等效性，否则被淘汰。”一旦某分子有三个接受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的产品没有达标，政府将叫停所有不达标的仿制药品牌。这一规定对中国的仿制药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反映了为国内患者提供优质药物的愿望，高质量的药品制造能够激发消费者对药物或生物制品的信任。

融资渠道

香港证券交易所在2017年12月公布了一项新计划，意在迎来更多的IPO募资。根据该计划，生物技术公司不需要有收入要求或提供收入记录。但其上市时的市值必须至少为15亿港币、需要一位“成熟的”IPO 前参股的投资者、以及一款通过了一期安全性临床试验并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开始二期药效部分试验的产品。这对中国的生物技术行业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政府也表示，到2020年，中国的生物技术将增长到GDP的4％。同时，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变革也影响到了中美两国对对方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

监管改革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机构一直在进行调整，使其运作机制越来越利于创新。首先是从SFDA到CFDA，再到2018年的NMP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的药品监管流程每一次改革的目的，都是与国际接轨，和其他大型全球机构保持协调一致。

自2017年以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了一些显著的调整，以支持中国的新药开发。例如，以前的临床试验申请要求三批次的药物用于检测，这对新药来说非常昂贵，而且不完全切合实际。目前该要求已被取消了。

另一项改革是允许提交全球范围内的临床试验数据，不局限于国内。2018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有关人士说，“这些都是监管机构努力使其体制与其他市场保持一致的明显例子，这使得有海外关系的公司更容易在国内开展业务，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公司调整流程，与国际市场保持一致。”

还有一项改革是加快审批途径，类似于FDA的优先审评、突破性疗法、加速批准和快速通道。

医疗保健

中国有多达14亿的人口，美国只有3.257亿。而且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居民人数稳步上升。截至2015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8％。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不断壮大。2017年，医疗保健支出占中国GDP的比例仅为6.36％，而美国为18％，是全球最高的。日本和德国分别为11％和11.2％。可见中国的医疗保健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最近启动了一项试行公立基本药物采购制度，政府要求31种基本药物的制造商确保销售量。行业观察家Bill Trombetta博士带领他的研究生到中国访问了一些顶级制药公司、CRO企业、医院和批发商，他们发现这些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接近46%，有些甚至大幅降低了90%以上。Trombetta博士说：“即使药品价格降低了70%，考虑到中国有1.4亿糖尿病患者，这仍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发展前景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近年来也得到改善。1月份的JP摩根医疗健康大会上的视频显示，大多数业界高管不再对知识产权感到担忧。在中国，创新、监管、知识产权和融资规则已经发生变化，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行了许多举措，现在这些举措的效果正在显现。